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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9th Jun 2009 | 《大夢誰先覺》評論 | (44 Reads)

猥瑣的“民運”和“民運”的猥瑣
----讀《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

近年來,肇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海外“民運”日顯頹勢已是不爭的事實。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撐危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搖尾乞怜,四處碰壁,或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或貪圖富貴,醉心于金錢,或蠅營狗苟,沉迷于性愛,一句話,日益變得猥瑣、沒落,毫無生气和希望。近讀中國海外著名“民運人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重要成員、《中國之春》雜志前主編丁楚,撰寫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一書,我忽然發現,“民運”的猥瑣并不自今日始,在從娘胎里出生時本就是猥瑣的,帶著明顯的劣根性。

《大夢誰先覺》從親歷者的視角,詳細描述了1986年1989年間,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民聯”及其机關刊物《中國之春》大量不為人知的內幕。作者不懼非議,不避事實,亦不矯揉造作,對“民聯”高層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實性和可讀性。适逢中國“民運”30年,該書的出版為我們深入反思、總結中國“民運”30年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難得的個案和樣本。

作者丁楚初到紐約,“民聯”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來訪,后經常硬邀丁楚為“民聯”和《中國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張入盟表格讓丁楚填,并稱都是自己人了,其實填不填表格都一樣,但最好還是填一下,顯得正規。丁楚意識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個宣稱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政治組織,竟然用這种“落井下石”的辦法發展盟員,真讓人大跌眼鏡。從世界上大多數政党的發展來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嚴肅、正規的手續辦理,象“民聯”這樣發展盟員,不是小人作為嗎?

既然要搞“民運”,就要有正當的理由,能拿出比現實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說要有明确而科學的政綱,否則,搞“民運”何為?當留學生質問“民聯領袖”們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樣的民主時,他們除了反复念叨從西方老師那里學來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抽象、干癟的概念外,再也說不出更多東西。為了應付民眾的質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編寫《民主運動一百問答》和施政綱領。丁楚絞盡腦汁草擬出了施政綱領,其政治綱領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對中國民主發展的認識,其經濟綱領也沒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連丁楚自己都承認,“很難再提出什么新的東西”,從此對“起草綱領的天真主張厭惡透頂”。既然沒有高明主張,為什么要搞“民運”?究竟想把群眾往哪里引?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沒有頭腦的政党是最危險、最可怕的。其實,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運”道路,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在,大多是因為在大陸受到了所謂的“不公正”待遇,憤懣淤積難解,最后扎進“民運”窩而不回頭,真正的鐵桿理想主義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當性,中國“民運”不僅在大陸沒市場,就是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沒多少號召力。許多海外華人、留學生對“民運組織”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華人、留學生對“民聯”不歡迎,對一些講演、研討、交流等宣傳鼓動活動都不親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討人嫌的人去。王炳章為了獲得留美中國同學政治學會研討會的內容,甚至指派丁楚帶著答錄机參會,暗地里把會議發言錄下來,拿到《中國之春》上發表。一個在海外搞“民運”的組織,周圍沒有“白色恐怖”,竟然淪落到“偷聽”的地步,豈不悲哉?為國家和民族爭取民主,首先要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張旗鼓地去干。缺乏群眾基礎,干些偷偷摸摸的勾當,搞什么“民運”?算什么英雄?

沒有群眾支持,又硬要搞“民運”,“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衹能投靠洋人和台灣情治机關了。“民聯”就主要依靠台灣情治机關的養活,台灣情治机關一旦“斷糧”,整個“民聯”架构就無法運轉,惶惶然不知所蹤。接受正義之士的捐助從事正義之事,這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也無不可。但是,拿台灣國民党的錢,去干反對大陸、分裂中華民族的事情,這是什么“民運大業”?明明靠台灣國民党的錢活命,卻又不敢聲張,“金錢來源成了組織最高的机密”,還信誓旦旦地宣稱,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條件的捐款。做賊往往心虛,心虛就會拼命掩蓋,結果就變成虛偽的組織和虛偽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喪失正義性的“民主運動”,注定要走上邪路,淪落成邪惡的力量。

這种“邪”會体現在方方面面,“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就很“邪”。“民聯”總部是不能隨便進的,衹有王炳章的親信人員才允許進入。對讓進入總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榮耀,說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國之春》編輯部里的人各把一攤,互不說話,互不交流,更不允許侵犯各自的“領地”。“民聯領袖”与盟員之間采取單線聯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當成台灣的特務組織來管理。總之,“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讓人感覺神神祕祕,充滿封建派閥和階層區隔的气氛。幵展民主運動首先要實現人的自由与平等。一個標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卻最沒有民主气息﹔作為人類文明追求之目標的民主,在他們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豈不是對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爭得你死我活。對此,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民聯”高層之間互不信任,互相猜忌,憑空制造出“特務案”、列出清理名單,暗施黑手,暗下絆子,企圖排除异己。王炳章通過壟斷財權來控制組織,在其任滿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盡辦法架空胡平,為重新奪回最高權力,甚至在達到長期控制組織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繼而在“民聯”四大上演竊取總部經費的鬧劇。負責財務的林樵清与新設的辦公室主任呼延民“爭風吃醋”,負責發行的薛偉利用其作為台灣向“民聯”送錢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挾組織,打擊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爭的是什么呢?無非是所謂的“主席”、“主任”之類的虛名,無非是對那點乞討來的可怜經費的占有、使用權。“民主斗士”們被稱為“社會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權力与金錢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為蠅頭小利煞費心机,互相傾軋,怎不令人心寒?指望這樣的人推進中國民主,能可靠嗎?

大夢誰先覺。丁楚在書中并未明确說明,他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運”發展的歷史具体覺悟到了什么,但我們從其字里行間會發現,他作為親歷者,對中國海外“民運”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讀此書,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海外“民運”的可怜、可悲和可嘆,來時鄙陋、蹩腳、猥瑣,此時愈加鄙陋、蹩腳、猥瑣,其沒落就是必然的了。

(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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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瑣的“民運”和“民運”的猥瑣
----讀《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

近年來,肇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海外“民運”日顯頹勢已是不爭的事實。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撐危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搖尾乞怜,四處碰壁,或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或貪圖富貴,醉心于金錢,或蠅營狗苟,沉迷于性愛,一句話,日益變得猥瑣、沒落,毫無生气和希望。近讀中國海外著名“民運人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重要成員、《中國之春》雜志前主編丁楚,撰寫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一書,我忽然發現,“民運”的猥瑣并不自今日始,在從娘胎里出生時本就是猥瑣的,帶著明顯的劣根性。

《大夢誰先覺》從親歷者的視角,詳細描述了1986年1989年間,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民聯”及其机關刊物《中國之春》大量不為人知的內幕。作者不懼非議,不避事實,亦不矯揉造作,對“民聯”高層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實性和可讀性。适逢中國“民運”30年,該書的出版為我們深入反思、總結中國“民運”30年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難得的個案和樣本。

作者丁楚初到紐約,“民聯”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來訪,后經常硬邀丁楚為“民聯”和《中國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張入盟表格讓丁楚填,并稱都是自己人了,其實填不填表格都一樣,但最好還是填一下,顯得正規。丁楚意識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個宣稱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政治組織,竟然用這种“落井下石”的辦法發展盟員,真讓人大跌眼鏡。從世界上大多數政党的發展來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嚴肅、正規的手續辦理,象“民聯”這樣發展盟員,不是小人作為嗎?

既然要搞“民運”,就要有正當的理由,能拿出比現實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說要有明确而科學的政綱,否則,搞“民運”何為?當留學生質問“民聯領袖”們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樣的民主時,他們除了反复念叨從西方老師那里學來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抽象、干癟的概念外,再也說不出更多東西。為了應付民眾的質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編寫《民主運動一百問答》和施政綱領。丁楚絞盡腦汁草擬出了施政綱領,其政治綱領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對中國民主發展的認識,其經濟綱領也沒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連丁楚自己都承認,“很難再提出什么新的東西”,從此對“起草綱領的天真主張厭惡透頂”。既然沒有高明主張,為什么要搞“民運”?究竟想把群眾往哪里引?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沒有頭腦的政党是最危險、最可怕的。其實,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運”道路,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在,大多是因為在大陸受到了所謂的“不公正”待遇,憤懣淤積難解,最后扎進“民運”窩而不回頭,真正的鐵桿理想主義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當性,中國“民運”不僅在大陸沒市場,就是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沒多少號召力。許多海外華人、留學生對“民運組織”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華人、留學生對“民聯”不歡迎,對一些講演、研討、交流等宣傳鼓動活動都不親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討人嫌的人去。王炳章為了獲得留美中國同學政治學會研討會的內容,甚至指派丁楚帶著答錄机參會,暗地里把會議發言錄下來,拿到《中國之春》上發表。一個在海外搞“民運”的組織,周圍沒有“白色恐怖”,竟然淪落到“偷聽”的地步,豈不悲哉?為國家和民族爭取民主,首先要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張旗鼓地去干。缺乏群眾基礎,干些偷偷摸摸的勾當,搞什么“民運”?算什么英雄?

沒有群眾支持,又硬要搞“民運”,“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衹能投靠洋人和台灣情治机關了。“民聯”就主要依靠台灣情治机關的養活,台灣情治机關一旦“斷糧”,整個“民聯”架构就無法運轉,惶惶然不知所蹤。接受正義之士的捐助從事正義之事,這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也無不可。但是,拿台灣國民党的錢,去干反對大陸、分裂中華民族的事情,這是什么“民運大業”?明明靠台灣國民党的錢活命,卻又不敢聲張,“金錢來源成了組織最高的机密”,還信誓旦旦地宣稱,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條件的捐款。做賊往往心虛,心虛就會拼命掩蓋,結果就變成虛偽的組織和虛偽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喪失正義性的“民主運動”,注定要走上邪路,淪落成邪惡的力量。

這种“邪”會体現在方方面面,“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就很“邪”。“民聯”總部是不能隨便進的,衹有王炳章的親信人員才允許進入。對讓進入總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榮耀,說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國之春》編輯部里的人各把一攤,互不說話,互不交流,更不允許侵犯各自的“領地”。“民聯領袖”与盟員之間采取單線聯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當成台灣的特務組織來管理。總之,“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讓人感覺神神祕祕,充滿封建派閥和階層區隔的气氛。幵展民主運動首先要實現人的自由与平等。一個標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卻最沒有民主气息﹔作為人類文明追求之目標的民主,在他們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豈不是對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爭得你死我活。對此,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民聯”高層之間互不信任,互相猜忌,憑空制造出“特務案”、列出清理名單,暗施黑手,暗下絆子,企圖排除异己。王炳章通過壟斷財權來控制組織,在其任滿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盡辦法架空胡平,為重新奪回最高權力,甚至在達到長期控制組織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繼而在“民聯”四大上演竊取總部經費的鬧劇。負責財務的林樵清与新設的辦公室主任呼延民“爭風吃醋”,負責發行的薛偉利用其作為台灣向“民聯”送錢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挾組織,打擊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爭的是什么呢?無非是所謂的“主席”、“主任”之類的虛名,無非是對那點乞討來的可怜經費的占有、使用權。“民主斗士”們被稱為“社會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權力与金錢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為蠅頭小利煞費心机,互相傾軋,怎不令人心寒?指望這樣的人推進中國民主,能可靠嗎?

大夢誰先覺。丁楚在書中并未明确說明,他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運”發展的歷史具体覺悟到了什么,但我們從其字里行間會發現,他作為親歷者,對中國海外“民運”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讀此書,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海外“民運”的可怜、可悲和可嘆,來時鄙陋、蹩腳、猥瑣,此時愈加鄙陋、蹩腳、猥瑣,其沒落就是必然的了。

(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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