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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9th Jun 2009 | 《大夢誰先覺》評論 | (39 Reads)


新書《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

《大夢誰先覺》是一部沒有寫完的書,從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國之春》寫到八九年海內外民運大潮方興之時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經寫完,因為它留給我們的想象竟那么真實,讓人洞若觀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執掌下的《中國之春》此后兩年的輝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還要凄慘的前景,看到《中國之春》此后完全仰台灣鼻息,毫無生气的結局。据說11年后的2000年,《中國之春》停刊。

《中國之春》受台灣情治資金資助,是台灣國民党的“情報站”……這些當年局內人作為“組織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詫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聞猛料,今天看來已不再新鮮。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務”,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來也衹是一場笑談。衹是作者以史為鑑、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歷久彌新。

在1988年國內的民主大潮來臨前夜,“民聯”還是“海外唯一的民運團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國之春》自然堪稱海外“民運團体”的第一份“民運報刊”。如果我們能揭幵所有的民運組織和人物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兩個“第一”的幵拓者所經受的磨難,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讓后來者几經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誤。包括种种民運團体、民運明星們,相互間的猜疑、污蔑、背叛和爭權奪利,包括一些民運組織最終變味變質,成了間諜組織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紅樓夢》里寶玉打幵的那個“金陵十二釵”的冊子,預示著那個誰都逃不脫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夢”,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說,民聯和《中國之春》的那段歷史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一點不為過。

作者丁楚通過這面鏡子,想告訴我們的是“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個組織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條件是它們必須遵守共同的規則。如果不守規則,那么即使觀點和目標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別也無法共處”。這是被民聯公認為“實干家”以及被當時的民聯主席胡平評為“手腕很厲害”的丁楚,在他兩萬八千字的“民聯罷王風波始末”中做出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非個中人無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這個結論,我們會認為,哪怕在解決當今恐怖主義、地區爭端以及一些國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別紛爭中,這仍是萬全良策。

有這樣的結論做鏡,似乎就能保証民運團体今后一帆風順大展宏圖。但結果卻不是。這個萬全良策中少了一個前提,也是關鍵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這個規則的,需是一群抱負遠大、虛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備這些,能有一個漢高祖、明太祖那樣能包容的領袖也成。可惜王炳章盡管有著“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宏愿,卻沒有這樣的气量。正應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沒有這樣的人,什么樣的鏡子也白搭。

拿“罷王風波”乃至民聯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鏡子,我們會看到,丁楚面對民聯“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歷史總是選擇了最荒謬的結局”,而發出的憂心又無奈的嘆息。這個“最荒謬的選擇”不是正義人士的大聲疾呼所能左右。在每個“歷史關頭”,人們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糾紛和歧路中無法自拔,沒有人會抬頭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條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偉這些人做鏡子,我們會看到,在每個歷史關頭,多數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發展組織,善于運用謀略,卻不惜通過給“中國之春”斷血,企圖徹底摧毀胡丁新政,將民聯完全歸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當政時期拿著“國民党的錢”卻遮遮掩掩,專搗共產党的蛋的惡劣形象,從而將《中國之春》引向共商國是、棄“你死”求“我活”的陽光道路。可為了民聯“四大”選舉,胡平忽而化敵為友,忽而化友為敵。丁楚面對別人搞小動作的時候也是一味地“滑頭”。呼延民首鼠兩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蔡偉人格鄙劣……這樣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卻內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關鍵時刻,整個團隊發揮的力量微乎其微。正應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評价: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

《中國之春》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內心的欲望。當人們在欲望中糾纏沉淪,就會期望那衹是大夢一場,不愿在醒來的時候,悲慟地發現自己的丑陋。

無論理想有多崇高,口號有多響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終就會陷進這樣的“大夢”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個能免俗?

這個“大夢”讓我們覺得,創造歷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對主義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時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錯……

在這樣的鏡子面前,今后的民運人士,能不斷地正冠理容,“見不賢而思內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嗎?我們還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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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

《大夢誰先覺》是一部沒有寫完的書,從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國之春》寫到八九年海內外民運大潮方興之時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經寫完,因為它留給我們的想象竟那么真實,讓人洞若觀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執掌下的《中國之春》此后兩年的輝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還要凄慘的前景,看到《中國之春》此后完全仰台灣鼻息,毫無生气的結局。据說11年后的2000年,《中國之春》停刊。

《中國之春》受台灣情治資金資助,是台灣國民党的“情報站”……這些當年局內人作為“組織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詫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聞猛料,今天看來已不再新鮮。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務”,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來也衹是一場笑談。衹是作者以史為鑑、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歷久彌新。

在1988年國內的民主大潮來臨前夜,“民聯”還是“海外唯一的民運團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國之春》自然堪稱海外“民運團体”的第一份“民運報刊”。如果我們能揭幵所有的民運組織和人物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兩個“第一”的幵拓者所經受的磨難,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讓后來者几經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誤。包括种种民運團体、民運明星們,相互間的猜疑、污蔑、背叛和爭權奪利,包括一些民運組織最終變味變質,成了間諜組織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紅樓夢》里寶玉打幵的那個“金陵十二釵”的冊子,預示著那個誰都逃不脫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夢”,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說,民聯和《中國之春》的那段歷史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一點不為過。

作者丁楚通過這面鏡子,想告訴我們的是“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個組織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條件是它們必須遵守共同的規則。如果不守規則,那么即使觀點和目標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別也無法共處”。這是被民聯公認為“實干家”以及被當時的民聯主席胡平評為“手腕很厲害”的丁楚,在他兩萬八千字的“民聯罷王風波始末”中做出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非個中人無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這個結論,我們會認為,哪怕在解決當今恐怖主義、地區爭端以及一些國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別紛爭中,這仍是萬全良策。

有這樣的結論做鏡,似乎就能保証民運團体今后一帆風順大展宏圖。但結果卻不是。這個萬全良策中少了一個前提,也是關鍵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這個規則的,需是一群抱負遠大、虛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備這些,能有一個漢高祖、明太祖那樣能包容的領袖也成。可惜王炳章盡管有著“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宏愿,卻沒有這樣的气量。正應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沒有這樣的人,什么樣的鏡子也白搭。

拿“罷王風波”乃至民聯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鏡子,我們會看到,丁楚面對民聯“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歷史總是選擇了最荒謬的結局”,而發出的憂心又無奈的嘆息。這個“最荒謬的選擇”不是正義人士的大聲疾呼所能左右。在每個“歷史關頭”,人們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糾紛和歧路中無法自拔,沒有人會抬頭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條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偉這些人做鏡子,我們會看到,在每個歷史關頭,多數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發展組織,善于運用謀略,卻不惜通過給“中國之春”斷血,企圖徹底摧毀胡丁新政,將民聯完全歸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當政時期拿著“國民党的錢”卻遮遮掩掩,專搗共產党的蛋的惡劣形象,從而將《中國之春》引向共商國是、棄“你死”求“我活”的陽光道路。可為了民聯“四大”選舉,胡平忽而化敵為友,忽而化友為敵。丁楚面對別人搞小動作的時候也是一味地“滑頭”。呼延民首鼠兩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蔡偉人格鄙劣……這樣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卻內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關鍵時刻,整個團隊發揮的力量微乎其微。正應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評价: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

《中國之春》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內心的欲望。當人們在欲望中糾纏沉淪,就會期望那衹是大夢一場,不愿在醒來的時候,悲慟地發現自己的丑陋。

無論理想有多崇高,口號有多響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終就會陷進這樣的“大夢”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個能免俗?

這個“大夢”讓我們覺得,創造歷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對主義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時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錯……

在這樣的鏡子面前,今后的民運人士,能不斷地正冠理容,“見不賢而思內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嗎?我們還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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