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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7th Jun 2009 | 柴玲 | (85 Reads)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經歷十幾天的狂熱和騷動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失控的人群慢慢冷靜下來。這場運動的主體——學生們開始討論如何收場,並返回學校安心讀書。這時,一個23歲的女生從人群中跳出來,以紅衛兵式的慷慨激昂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和民眾繼續對抗政府,不能退縮。隨即,她所代表的學生激進派取代了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帶領學生和民衆以更激進的方式反對政府。由此,這個女生一夜成名,成為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中最著名的領袖。這個人就是當時與王丹、吾爾開希齊名的學生領袖柴玲。

  當全世界媒體的鏡頭緊張地追蹤著那場歷史性的示威抗議時,這個身穿T恤牛仔褲、瘦小的青年女性,搖身一變成為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表和學生總指揮,鼓勵學生們以極端和激烈方式,對抗政府和解放軍。她是憑什麼魔力獲得那麼大的影響力,並一舉成名的呢?而今她又在哪裏呢?

  草根女生變身學生領袖

  柴玲,1966年生,山東日照市人。1989年時,她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據熟悉她的人士說,柴玲是個很聰明的學生,但是讀書的成績一般,而且特別愛出風頭,整天夢想著自己要出名、要出人頭地。六四發軔初期,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生,每天跟在其他同學後面參與遊行示威。有幾次,她試圖接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導圈”,都被忽略並擠出門外,這使她產生被冷落的憤怒。

  5月19日夜,機會來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首次訪華,這是前蘇聯領導人時隔三十年後首次正式訪華,標誌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重新走到一起,由彼此敵對走向和解,這是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時刻。中蘇和解將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世界秩序,所以備受矚目,當時各國媒體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北京,採訪報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其時,中國用於進行重大外交禮儀活動的天安門廣場被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佔據,中國歡迎戈巴契夫訪華的儀式無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此次重大的外交活動竟連一個像樣的歡迎儀式都沒有舉行。

  此時,學生們覺得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會影響國家形象和中蘇兩國回暖的外交。那天夜裏,集聚在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開始表決“要不要停止靜坐示威”。兩輪表決後,多數學生領袖認為,應以大局為重,“民主運動應循序漸進,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民主運動不應破壞國家利益”,所以大多數學生領袖同意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時,瘦小的柴玲憤怒地從人群中站起來,象當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樣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們繼續“勇敢戰鬥”。她最後指責,凡是主張撤退的,就是軟弱投降。柴玲的話引發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在年輕衝動的學生們心中重新激起波瀾。結果,在第三輪表決時,情況急轉直下,柴玲獲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並由此獲得了對學生運動的實際掌控。從此以後,柴玲提倡的這種非理性的“街頭運動”模式,開始在廣場上擴散開來。

  就這樣,這場群眾運動逐漸失去理性,並形成民粹式的街頭運動式的“極端主義的比賽”――誰更偏激誰就更正確。“極端、激進和非理性”,從此成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把她變成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齊名的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這種偏激和魯莽,使當年本來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進階的天安門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一場極端和暴力的流血衝突。

  歷史鏡頭曝光 領袖成為禍首

  1995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稱,多年來,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柴玲當年的盟友責備她和其他學生領袖,為了自己出名和奪取權力而故意以“犧牲他人”,導致六四變成流血衝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門》為題的記錄片,則用歷史鏡頭真實地揭示了柴玲當時的言行。該記錄片顯示,柴玲在北京一間旅館客房裏接受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採訪,她當時對著鏡頭說:“學生們不斷地問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目標?我感到很哀傷,因為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希望血戰,希望政府宰殺人民。因為只有天安門血流成河,中國人才會睜開眼睛。”

  記錄片中的這段情節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柴玲因此被指責成導致“流血衝突”的罪魁禍首。柴玲稍後以“讀者”名義向媒體投書,為自己辯解,聲稱,儘管她對“六四”悲劇負有實際責任,但她沒有故意傷害自己同學的動機;她之所以被歷史推到這樣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識和理性思維明顯不足,是造成血衝突和歷史錯誤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過去數年之後,海外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始對六四事件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現才被媒體披露出來,並引發輿論的極大物議,而柴玲本人的辯白,則顯得不誠懇、缺乏懺悔意識,更像是把個人應當擔承的責任推卸給歷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該年4月25日,臺灣《聯合報》以《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為題,報導了紀錄片《天安門》的内容。這篇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為遇到了自家人,其時又沒有其他學生領袖在場,於是和盤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對記者說,她作為“總指揮”,根本就不是要領導學生們去爭取什麼“勝利”,“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柴玲厚顏道:“我想不會的,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

  此段訪談的歷史鏡頭一經曝光,柴玲的“流血論”立時在海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對柴玲當年動機的極大質疑。面對質疑的聲浪,當事人辯稱,柴玲的“一部分談話在美國的電視媒體上也被用過”,但是因為翻譯、剪接等技術問題“而失去了柴玲說話的邏輯性”,試圖以此為柴玲的言行開脫。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開脫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有論者云:將別人往死裏推,而自己逃之夭夭,這算得什麼志士仁人呢?所謂志士仁人,必須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豈止有求生、無殺身而已,簡直是殺眾人以成一己私利。

  詩人北島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回頭去看,這句詩簡直就是一句讖語,為柴玲之流的“英雄”們畵出了絕好的畫像。當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的時候,柴玲們卻悄然離去,以“領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還振振有辭地宣稱流血能夠擦亮中國人的眼睛,不知當年虔誠地追隨柴玲的學生們看到影片中的這段訪談,心裏會是怎樣的滋味?

  試想,如果當時及時公佈柴玲的這段談話,或者西方輿論當時就對柴玲提出批評,對那些瘋狂的非理性和極端主義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或許就可促使人們覺悟,並可能促進中國局勢的安定,避免一場流血衝突的悲劇。現在,六四事件已事過境遷。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愈來愈多的國際輿論,看到了當時的錯誤和某些人的偽善面目。而柴玲隨即從一個西方媒體製造的“英雄”,翻雲覆雨地變成了西方媒體筆下的罪魁禍首,成了一顆迅速閃亮、划過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現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異議人士的各種聚會上,也很少看見柴玲的影子。因為,那裏沒有什麼油水,她不再感興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來,柴玲唯一的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王丹舉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發福了不少,與1989年時的纖細女生判若兩人。民運圈更盛傳柴玲剛做了母親,但柴玲對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沒有畢業。在那裏,她對朋友說:“中國男人特沒勁”,並發誓不再跟中國男人上床。於是,就開始與她在國內時就結婚的丈夫封叢德鬧離婚。此時,同樣是當年學生領袖的封叢德,深知這個名人太太背後已有美國男人撐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興”地讓出太太,雙方談好價格後,封叢德拿錢走人完事。此後,封叢德還“很有風度”地多次公開發表文章,為前妻柴玲在天安門運動中的角色“辯護”,儘管柴玲本人對此早已不屑一顧。

  後來,柴玲憑自己的名聲和美國男人的支持,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她獲得一間顧問公司的工作。在那裏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比她大十歲的馬丁(Maginn)。兩人於1998年開設網路公司“珍查巴爾”(Jenzabar),其主要業務是製作學校用的行政管理軟體,供學生登記學科和檢查課外作業之用。

  網上服務推出後,珍查巴爾公司曾經同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一些學院簽訂協定,試圖以此形成付費查詢的商業模式。但實際結果是,的確有學生曾經使用他們的服務查詢相關資訊,但沒人付款。這本來已是十分危險的商業信號,但毫無經商經驗的柴玲夫婦,當時仍雄心勃勃,策劃花費钜資將公司“上市”。後來,適逢美國納斯達克出現泡沫,上市計畫終於告吹。

  由於公司成立後費用甚巨,且一直沒有收益,所以公司財政陷入拮据。據後來的法院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嚴重財務危機,但柴玲他們向出資股東隱瞞這一事實,並出據虛假財務報告,繼續招股引資。

  其後,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一些珍查巴爾公司高級主管向法院舉報控訴,指柴玲與其丈夫開設的網路公司,做假帳誤導小投資者,並且欺騙美國聯邦稅務局。

  柴玲的丈夫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個前合夥人和州財務長的競選失敗者。他們經營的珍查巴爾公司在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曾宣稱,珍查巴爾公司獲得“歷史性”的財務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爾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將是該公司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卻披露了珍查巴爾公司“保密的事情”,——當珍查巴爾公司在大眾面前創造好形象時,它的主要出資者和融資來源,正試圖解雇公司的經營者柴玲和馬丁,原因是珍查巴爾公司沒有履行貸款協議。根據法院檔案顯示,“珍查巴爾”主要股東是康州的一間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蘇斯夥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該股份公司當時正在推動出售珍查巴爾公司。其實,當年三月起訴柴玲,只是珍查巴爾遭遇的一系列起訴案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級主管已經在起訴珍查巴爾公司,他們控告柴玲和馬丁進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適和非法的行徑。柴玲代表珍查巴爾公司否認這些控告,並且“花錢解決”了一些爭議。

  美國媒體報導稱,珍查巴爾公司對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財務長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還試圖用一個“和解方案”來敲詐勒索柴玲,企圖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爾公司還採取了“特別措施”解決與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糾紛。珍查巴爾公司說服法官,在“特殊情況下(柴玲是著名政治領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並且成功地撤銷了起訴。

  據後來美國中文媒體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況”,就是她從美國國會和“政治名人”那裏獲得的一系列文件。透過這些重要人物寫的求情信、推薦書和辯護詞,來證明柴玲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英雄,為了“民主自由”和美國國家利益,法庭應立即撤訴。

  但是,佩加蘇斯夥伴公司並沒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隨即移師到特拉華州,繼續起訴柴玲。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起訴書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爾公司沒能歸還它應當歸還的2500萬美元貸款,以後升高到3700萬美元。這種違約可以讓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重新選擇公司的董事會,這意味著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訴書中,譴責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進行了失敗的“倒閣行動” ,還指控對方阻礙她找到新的融資。雖然在法庭上雙方均表示同意解決分歧,但是雙方官司仍然繼續。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天安門事件後,批評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與她的強硬戰術不一致。現在她的批評者對她的公司經歷進行了同樣的批評。同時,柴玲仍在媒體上到處宣揚她從“天安門英雄”轉變成“美國企業家”的經歷。2003年六月,柴玲對一家雜誌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個美國夢,我將成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對此,美國媒體諷刺說,對於柴玲來說,把現實和夢境分開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前幾年,有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曾擔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總指揮的柴玲,低調訪問香港,並且四出訪友。據悉,柴玲來香港的目的並非搞民運活動,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經,為稍後她本人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鋪路。另一報導說,近年柴玲在美國開設的網路公司官司纏身,而且財務狀況一團亂糟,所以她異想天開“另謀出路”,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柴玲的通緝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個通緝犯之一),因此人們不明白她為何有返回大陸發展事業的想法,難道這又是她現實和夢境“難捨難分”的新趨勢?抑或是另一個“宏偉的”空想計畫?

  這是柴玲近年來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上的影蹤。此後,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眾面前徹底銷聲匿跡了,就像一顆消失的無影無蹤的彗星。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經歷十幾天的狂熱和騷動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失控的人群慢慢冷靜下來。這場運動的主體——學生們開始討論如何收場,並返回學校安心讀書。這時,一個23歲的女生從人群中跳出來,以紅衛兵式的慷慨激昂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和民眾繼續對抗政府,不能退縮。隨即,她所代表的學生激進派取代了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帶領學生和民衆以更激進的方式反對政府。由此,這個女生一夜成名,成為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中最著名的領袖。這個人就是當時與王丹、吾爾開希齊名的學生領袖柴玲。

  當全世界媒體的鏡頭緊張地追蹤著那場歷史性的示威抗議時,這個身穿T恤牛仔褲、瘦小的青年女性,搖身一變成為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表和學生總指揮,鼓勵學生們以極端和激烈方式,對抗政府和解放軍。她是憑什麼魔力獲得那麼大的影響力,並一舉成名的呢?而今她又在哪裏呢?

  草根女生變身學生領袖

  柴玲,1966年生,山東日照市人。1989年時,她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據熟悉她的人士說,柴玲是個很聰明的學生,但是讀書的成績一般,而且特別愛出風頭,整天夢想著自己要出名、要出人頭地。六四發軔初期,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生,每天跟在其他同學後面參與遊行示威。有幾次,她試圖接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導圈”,都被忽略並擠出門外,這使她產生被冷落的憤怒。

  5月19日夜,機會來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首次訪華,這是前蘇聯領導人時隔三十年後首次正式訪華,標誌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重新走到一起,由彼此敵對走向和解,這是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時刻。中蘇和解將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世界秩序,所以備受矚目,當時各國媒體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北京,採訪報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其時,中國用於進行重大外交禮儀活動的天安門廣場被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佔據,中國歡迎戈巴契夫訪華的儀式無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此次重大的外交活動竟連一個像樣的歡迎儀式都沒有舉行。

  此時,學生們覺得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會影響國家形象和中蘇兩國回暖的外交。那天夜裏,集聚在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開始表決“要不要停止靜坐示威”。兩輪表決後,多數學生領袖認為,應以大局為重,“民主運動應循序漸進,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民主運動不應破壞國家利益”,所以大多數學生領袖同意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時,瘦小的柴玲憤怒地從人群中站起來,象當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樣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們繼續“勇敢戰鬥”。她最後指責,凡是主張撤退的,就是軟弱投降。柴玲的話引發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在年輕衝動的學生們心中重新激起波瀾。結果,在第三輪表決時,情況急轉直下,柴玲獲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並由此獲得了對學生運動的實際掌控。從此以後,柴玲提倡的這種非理性的“街頭運動”模式,開始在廣場上擴散開來。

  就這樣,這場群眾運動逐漸失去理性,並形成民粹式的街頭運動式的“極端主義的比賽”――誰更偏激誰就更正確。“極端、激進和非理性”,從此成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把她變成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齊名的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這種偏激和魯莽,使當年本來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進階的天安門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一場極端和暴力的流血衝突。

  歷史鏡頭曝光 領袖成為禍首

  1995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稱,多年來,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柴玲當年的盟友責備她和其他學生領袖,為了自己出名和奪取權力而故意以“犧牲他人”,導致六四變成流血衝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門》為題的記錄片,則用歷史鏡頭真實地揭示了柴玲當時的言行。該記錄片顯示,柴玲在北京一間旅館客房裏接受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採訪,她當時對著鏡頭說:“學生們不斷地問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目標?我感到很哀傷,因為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希望血戰,希望政府宰殺人民。因為只有天安門血流成河,中國人才會睜開眼睛。”

  記錄片中的這段情節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柴玲因此被指責成導致“流血衝突”的罪魁禍首。柴玲稍後以“讀者”名義向媒體投書,為自己辯解,聲稱,儘管她對“六四”悲劇負有實際責任,但她沒有故意傷害自己同學的動機;她之所以被歷史推到這樣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識和理性思維明顯不足,是造成血衝突和歷史錯誤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過去數年之後,海外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始對六四事件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現才被媒體披露出來,並引發輿論的極大物議,而柴玲本人的辯白,則顯得不誠懇、缺乏懺悔意識,更像是把個人應當擔承的責任推卸給歷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該年4月25日,臺灣《聯合報》以《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為題,報導了紀錄片《天安門》的内容。這篇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為遇到了自家人,其時又沒有其他學生領袖在場,於是和盤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對記者說,她作為“總指揮”,根本就不是要領導學生們去爭取什麼“勝利”,“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柴玲厚顏道:“我想不會的,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

  此段訪談的歷史鏡頭一經曝光,柴玲的“流血論”立時在海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對柴玲當年動機的極大質疑。面對質疑的聲浪,當事人辯稱,柴玲的“一部分談話在美國的電視媒體上也被用過”,但是因為翻譯、剪接等技術問題“而失去了柴玲說話的邏輯性”,試圖以此為柴玲的言行開脫。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開脫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有論者云:將別人往死裏推,而自己逃之夭夭,這算得什麼志士仁人呢?所謂志士仁人,必須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豈止有求生、無殺身而已,簡直是殺眾人以成一己私利。

  詩人北島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回頭去看,這句詩簡直就是一句讖語,為柴玲之流的“英雄”們畵出了絕好的畫像。當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的時候,柴玲們卻悄然離去,以“領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還振振有辭地宣稱流血能夠擦亮中國人的眼睛,不知當年虔誠地追隨柴玲的學生們看到影片中的這段訪談,心裏會是怎樣的滋味?

  試想,如果當時及時公佈柴玲的這段談話,或者西方輿論當時就對柴玲提出批評,對那些瘋狂的非理性和極端主義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或許就可促使人們覺悟,並可能促進中國局勢的安定,避免一場流血衝突的悲劇。現在,六四事件已事過境遷。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愈來愈多的國際輿論,看到了當時的錯誤和某些人的偽善面目。而柴玲隨即從一個西方媒體製造的“英雄”,翻雲覆雨地變成了西方媒體筆下的罪魁禍首,成了一顆迅速閃亮、划過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現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異議人士的各種聚會上,也很少看見柴玲的影子。因為,那裏沒有什麼油水,她不再感興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來,柴玲唯一的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王丹舉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發福了不少,與1989年時的纖細女生判若兩人。民運圈更盛傳柴玲剛做了母親,但柴玲對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沒有畢業。在那裏,她對朋友說:“中國男人特沒勁”,並發誓不再跟中國男人上床。於是,就開始與她在國內時就結婚的丈夫封叢德鬧離婚。此時,同樣是當年學生領袖的封叢德,深知這個名人太太背後已有美國男人撐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興”地讓出太太,雙方談好價格後,封叢德拿錢走人完事。此後,封叢德還“很有風度”地多次公開發表文章,為前妻柴玲在天安門運動中的角色“辯護”,儘管柴玲本人對此早已不屑一顧。

  後來,柴玲憑自己的名聲和美國男人的支持,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她獲得一間顧問公司的工作。在那裏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比她大十歲的馬丁(Maginn)。兩人於1998年開設網路公司“珍查巴爾”(Jenzabar),其主要業務是製作學校用的行政管理軟體,供學生登記學科和檢查課外作業之用。

  網上服務推出後,珍查巴爾公司曾經同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一些學院簽訂協定,試圖以此形成付費查詢的商業模式。但實際結果是,的確有學生曾經使用他們的服務查詢相關資訊,但沒人付款。這本來已是十分危險的商業信號,但毫無經商經驗的柴玲夫婦,當時仍雄心勃勃,策劃花費钜資將公司“上市”。後來,適逢美國納斯達克出現泡沫,上市計畫終於告吹。

  由於公司成立後費用甚巨,且一直沒有收益,所以公司財政陷入拮据。據後來的法院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嚴重財務危機,但柴玲他們向出資股東隱瞞這一事實,並出據虛假財務報告,繼續招股引資。

  其後,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一些珍查巴爾公司高級主管向法院舉報控訴,指柴玲與其丈夫開設的網路公司,做假帳誤導小投資者,並且欺騙美國聯邦稅務局。

  柴玲的丈夫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個前合夥人和州財務長的競選失敗者。他們經營的珍查巴爾公司在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曾宣稱,珍查巴爾公司獲得“歷史性”的財務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爾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將是該公司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卻披露了珍查巴爾公司“保密的事情”,——當珍查巴爾公司在大眾面前創造好形象時,它的主要出資者和融資來源,正試圖解雇公司的經營者柴玲和馬丁,原因是珍查巴爾公司沒有履行貸款協議。根據法院檔案顯示,“珍查巴爾”主要股東是康州的一間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蘇斯夥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該股份公司當時正在推動出售珍查巴爾公司。其實,當年三月起訴柴玲,只是珍查巴爾遭遇的一系列起訴案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級主管已經在起訴珍查巴爾公司,他們控告柴玲和馬丁進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適和非法的行徑。柴玲代表珍查巴爾公司否認這些控告,並且“花錢解決”了一些爭議。

  美國媒體報導稱,珍查巴爾公司對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財務長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還試圖用一個“和解方案”來敲詐勒索柴玲,企圖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爾公司還採取了“特別措施”解決與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糾紛。珍查巴爾公司說服法官,在“特殊情況下(柴玲是著名政治領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並且成功地撤銷了起訴。

  據後來美國中文媒體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況”,就是她從美國國會和“政治名人”那裏獲得的一系列文件。透過這些重要人物寫的求情信、推薦書和辯護詞,來證明柴玲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英雄,為了“民主自由”和美國國家利益,法庭應立即撤訴。

  但是,佩加蘇斯夥伴公司並沒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隨即移師到特拉華州,繼續起訴柴玲。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起訴書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爾公司沒能歸還它應當歸還的2500萬美元貸款,以後升高到3700萬美元。這種違約可以讓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重新選擇公司的董事會,這意味著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訴書中,譴責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進行了失敗的“倒閣行動” ,還指控對方阻礙她找到新的融資。雖然在法庭上雙方均表示同意解決分歧,但是雙方官司仍然繼續。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天安門事件後,批評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與她的強硬戰術不一致。現在她的批評者對她的公司經歷進行了同樣的批評。同時,柴玲仍在媒體上到處宣揚她從“天安門英雄”轉變成“美國企業家”的經歷。2003年六月,柴玲對一家雜誌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個美國夢,我將成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對此,美國媒體諷刺說,對於柴玲來說,把現實和夢境分開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前幾年,有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曾擔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總指揮的柴玲,低調訪問香港,並且四出訪友。據悉,柴玲來香港的目的並非搞民運活動,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經,為稍後她本人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鋪路。另一報導說,近年柴玲在美國開設的網路公司官司纏身,而且財務狀況一團亂糟,所以她異想天開“另謀出路”,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柴玲的通緝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個通緝犯之一),因此人們不明白她為何有返回大陸發展事業的想法,難道這又是她現實和夢境“難捨難分”的新趨勢?抑或是另一個“宏偉的”空想計畫?

  這是柴玲近年來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上的影蹤。此後,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眾面前徹底銷聲匿跡了,就像一顆消失的無影無蹤的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