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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1th Sep 2014 | 王丹 王軍濤 | (18 Reads)

“五錯俱全”的王丹


曹長青


大概很多人認為“內訌”導致了海外民運的慘淡。其實“作秀不做事”是毀掉海外民運的重要一環。越是要作秀的人,就越不做事,因為把精力都用在追逐風頭上了。問題是,沒有成績的話,秀也是很難做下去的,於是就開始玩假的了。“假”的東西當然不可能“真”的推動民主運動,反而只能敗壞民運的名聲和形象。


王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剛玩完一個“假腦瘤”風波,被批評之後毫不反省,而是玩一個更大的“假爭取諾貝爾獎”(詳見我的“王丹聯名信,作秀造諾獎”)。有位臺灣記者說了一句很準確的話∶“王丹用這種不民主的方式,來為香港爭取民主,真是大笑話!”


不僅是大笑話,而且背後還有利益鏈的交換,王丹還要以“海外民運發言人”的姿態繼續玩這類假的東西,那就有必要回顧一下王丹的品行到底如何?他有沒有資格這麼三天兩頭地代表海外民運發宣言、發聲明。


第一,賣友求饒?


早在1997年夏天,我一個絕對信得過的朋友,在北京的一個飯局中,見到一個當年審過王丹的法官。他說王丹一點骨氣都沒有,什麼都交代,簡直熊得不行。朋友告訴我,那個法官提到王丹時,滿臉的不屑、滿口的蔑視。但這件事我從未跟外人提過,一是因為那只是中共法官的一面之詞,二是認為在共產黨手裏的人的軟弱還是情有可原的。


後來才知道,其實《中國之春》在1991年就曾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共對王丹的“整個審理過程顯得出奇地平淡,好像一切都在預料之中,一切都在預謀之中。退庭之前,王丹苦笑了一下,輕聲對審判員和公訴人說∶我在庭上表演得如何?對方默默地點了一下頭。”這可是頗令人皺眉頭的一幕。


今年(2014)六月,從媒體對中國知名律師張思之的新書《行者思之》的報導中看到,作為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對某個學生領袖的表現頗為不滿。他沒點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報導說∶“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


其實早在1992年,跟王軍濤一起被判13年的陳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陳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確指出王丹在獄中對六四戰友的不實指控。


書中寫道∶“王丹為近五百人作了幾十萬字的證言,他對於我所作的三個證言恰恰都是記憶有誤的”、“大量事實證明王丹的幾個證言都是違心之言”、“關系到有關證人的名節”、“堅決要求與主要證人王丹當面對質”、“讓他自己來洗刷有可能留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汙點”。(見香港《當代月刊》1992年出版的該書中429、431、495頁)。


在共產黨的監獄中軟弱,寫自我檢討書之類的,人們一般都可以諒解。但是,在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中,還從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人,像王丹這樣“大規模地”交待,涉及多達近500人!


八九民運時的北高聯秘書長、曾多次被判刑、現在美國的王有才說,“王丹什麼都交代的事情當時住秦城(監獄)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寫材料的事情來教育我們,讓我們也交代嘛。”


從王軍濤的律師、陳子明、王有才,還有那個審過王丹的法官的話等都可證實,王丹不僅屈膝交代,甚至汙控他人,用張思之的話說,這是“拉扯別人墊背,害人”。僅從披露出來的有限的材料,王丹就對王軍濤、陳子明都進行了不實指控,那麼,在牽扯到多達500人的材料中,王丹又對多少人進行了不實指控呢?


張思之表示,他在書中之所以沒點出那位學生領袖的大名,是期待他以後自省。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王丹迄今為止有過任何一點的自省嗎?


據六四後被判6年的劉剛早期的文章,他曾苦口婆心勸導王丹“要面對自己的良心去反思”,希望他“推翻所有的供詞和交待”。王丹卻淡然“說無此必要,他對他所講過的一切都能負完全的責任。”(民運刊物《小參考》1999年5月30日)。


王丹以為全天下人對他交代的內容都不知情。這和當人們追究他20萬美元民運款項到哪裏去了,他回答“不需要自證”一樣荒唐到不知恥的地步。王丹出獄後,炫耀他是中共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出書張揚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首號政治犯”,以此證明他是八九運動的主導者。既然如此,為什麼在獄中把責任推得一乾二凈,全都栽到王軍濤頭上呢?


在廣場上遠沒有王丹那麼“風雲人物”的王軍濤、陳子明都被判了13年,而王丹只判了4年。這和王丹的指控沒有關系嗎?


這是由於今天中共要跟世界做生意,在壓力下把王軍濤給送到了美國。我們設想,這要是在反右、在文革時代,王丹對王軍濤、陳子明,還有那500人中的某某某的指控,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呢?而王丹對如此嚴重的問題,居然理直氣壯地不反省。


更令人吃驚的是∶陳子明因患癌癥今年初(2014)抵美治療。王丹居然大言不慚地在臉書發聲明,以“大哥”稱陳子明,說“政府指控他們指使學生”!明明是他王丹把全部責任都栽贓到王軍濤、陳子明身上的,他今天居然可以像沒事人似地說“政府指控”,甚至還要用跟陳子明稱兄道弟的口吻,說他們怎麼同時做牢,迷惑不知情的讀者,擡自己的身價。陳子明在監獄最難的時候,王丹落井下石了。但在陳子明剛抵美被媒體聚光燈投射的瞬間,王丹竟還好意思“借光”閃亮一下自己。人居然是可以這樣無恥的。


每個人都可能軟弱、犯錯(尤其是在特定環境下),但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則更能看出一個人的品行。對錯誤的狡辯、抵賴,比錯誤本身更十倍、百倍地不可原諒!因為那證明∶第一,他根本就連是非都不知道,不把錯當錯;第二,老子就這樣,你能把我怎麼樣!第三,更甚者,把凹變成凸,把道德瑕疵變成道德光芒。


這樣一種品行的王丹,今天不僅還能心不顫抖地高調宣稱自己是“六四偶像”,而且還要做海外民運發言人。是不是需要說道說道?


第二,貪腐庸俗的公子哥兒?


2003年8月11日,臺灣《聯合報》以這樣的標題報導王丹∶《小資氣氛上身,時尚王丹曝光!──逛街趕時髦,名牌一籮筐》。該文以歌頌贊美的筆調說,六四時的王丹很土氣,“但如今的他,已動近視手術免去戴眼鏡之苦,短發用慕絲抓立,身穿a/x上衣、八分褲,腳踏NEW BALANCE球鞋,脖子上有銀色星狀項,手腕上是銀鐲子。”


該報導接著這樣描述王丹的富貴∶“如今王丹用的東西都叫得出名號∶在美國開的是CORONA房車,戴瑞士DES ARIOS手表,唱歌去好樂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在加州健身房健身,時尚信息來自《MEN’S JOURNAL》、《GQ》這些雜誌。他笑稱自己‘非常小資’。”


王丹自己還披露,“喜歡亞曼尼、FRENCH CONNECTION、BANANA REPUBLIC、DIESEL這些牌子,打扮得年輕。”“在美國平常晚上去跳舞就很敢穿了,也敢穿會露點的洞洞裝。”他還對記者表示,如果不是顧及他媽扇他耳光,以及公眾輿論,他會做“染發跟穿耳洞”這類事。他甚至嘲笑美國總統小布什,“穿得很爛。”


最近從王丹臉書看到,他經常炫耀在什麼館子、什麼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這篇文章之後要開始刪帖了),常喝星巴克,還秀出家裏的各種酒,當然還有水邊景色優美的大房子等。


且不說,一個自稱“六四偶像”的人,掛銀項鏈,戴瑞士名表、銀手鐲、滿身名牌,頭發噴膠直立,這種讓人想到成龍的吸毒兒子、薄熙來的薄瓜瓜之類紈絝子弟的令人惡心的庸俗,更重要的是,王丹哪來的錢享用那些奢華和名牌?他2008年才從哈佛畢業,2003年就可以滿身名牌,又去歌廳,又去酒吧。而且,在2000年的夏天,王丹曾去巴黎,剛到就要找pub(酒吧),而且跟朋友炫耀,他已經去過200多次pub了。


請註意這個時間∶2000年夏,王丹剛出國兩年(1998年4月抵美),已經去過200多次酒吧了!別說在2000年,即使在今天,又有幾個民運人士去過酒吧、知道在酒吧喝一杯酒多少錢?除此之外,王丹還念不念書了?有幾個在哈佛念書的外國學生有精力去酒吧作樂?現在他在國外16年多了,大概去過上千次酒吧了吧?


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我既沒見過,也沒聽說過有任何一個人像王丹這般有能力、有精力追逐時尚、吃喝玩樂。王丹創了什麼業?哪來這許多錢?


已經人所共知的,是臺灣國務機要費的20萬美元,王丹說支援國內民運人士了。20萬美元就是120萬人民幣。如果支援國內民運人士,一人一萬,也得有120人,總不能一個人名也拿不出來吧?曾經手給國內民運人士轉款的王有才說,2004年王丹提過有一筆應捐給國內的款項,但後來就再沒有下文了。


不知王丹在穿名牌、泡酒吧的時候,想沒想起過,或者聽沒聽說過李旺陽┅┅


曾在2001年參與由天安門一代設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的唐柏橋指出,王丹是該基金會的負責人,但卻是一筆爛帳。基金會成員曾要求王丹公布基金的開支情況,王丹卻拒絕做任何交代,最終導致天安門一代的組織解散,基金會被王丹拿走。他可仍用這項名義對外活動、接受捐款,一副“奈我如何”的姿態。


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副總指揮封從德最近也指出,他曾跟王丹等建立援助國內難屬的“互助基金”,後來發現美臺港三地的許多捐款都進了王丹的私人賬號。王丹拒絕查賬,而且不承認“互助基金”領導人的改選結果。封從德說,王丹怕的是他私設賬號裏的資金被外人知曉。


其實,上述這幾筆賬都還是“小錢”。大家都知道,資助個人的款項都是很有限的。對外募捐需要有組織、有基金會。大約在1996-1997年期間,我就得知由兩個天安門學生領袖辦的一個基金會,已捐到100萬美元。而王丹在過去這些年來,則至少有過八個可募捐的民運組織的主席、社長等頭銜。被媒體正式報導過的,除了那20萬美元到他個人手裏之外,王丹任社長的《北京之春》、任主席的《中國憲政協進會》等都前後得到美國和臺灣政府的固定資助。


王丹目前擔任董事會主席的“華人民主書院(網絡)”每年都在臺灣舉辦募款宴會。2012年那次,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主席遊錫堃等都應邀出席募款會,前總統李登輝還捐贈一幅墨寶來義賣(70萬賣出)。該書院也在香港等地募款,在網上和王丹的個人臉書也呼籲個人捐款;而且王丹還曾對媒體表示,他的“募款機構遍布歐美港等地”。


如果認真追蹤一下王丹這些年的活動,你會發現,他主要就是發聲明、發宣言,擴大個人影響力,然後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發下次聲明┅┅再走發宣言、發聲明這個循環。在中港臺三地的群眾運動中,都有王丹的風頭。在這次臺灣太陽花學運中,臺灣民眾的捐款熱情一度超過選總統,有多少到了王丹那裏呢?


為民主運動募捐當然可以理直氣壯,但問題是他的各種組織、基金會到底捐到多少錢?都用在了哪裏?都幹了些什麼事情?有多少變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頭?


在所有中國海外民運人士中,王丹是擁有最多頭銜、掌控公款數額最高的公眾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來辟謠,說有人指控他“資產上億”(臺幣?)。不過除了他自己的說法,我沒在任何其它地方見過,連谷歌裏都搜不出來他“資產上億”這回事。真不知王丹義正詞嚴“辟”的是哪裏的“謠”,總不至於是為炫富,自己造了一個謠吧?


共產黨做樣子也要反貪腐。那麼以中國民運代表性人物姿態到處募捐的人,怎麼就可以一邊穿名牌、戴首飾,一邊理直氣壯地拒絕一切查賬?有民運人士跟我說,我們拿王丹一點辦法也沒有呵,國內人那麼難,可他王丹一點都不肯吐。他還有個利益共享的小團夥,都護局子。他現在的狀況其實比共產黨的官員還逍遙、還沒人管——美港臺,誰也管不著他,連“自家人”也不能查賬,快成小毛澤東了。


第三,習慣撒謊?


在被曝出陳水扁總統國務機要費20萬美元給了王丹之後。王丹堅稱,不知道這20萬美元是陳水扁給的,並煞有介事地對媒體表示,“自己從來不過問資金來源。”


這可真是撒謊不眨眼了。事實是∶在一位深綠人士陪同下,王丹面見陳水扁總統,要求他支持中國民運。在他提出這個要求之後,陳水扁才從國務機要費裏撥款給他。也就是說,是王丹的要求在先,給錢在後。王丹清清楚楚地知道這筆錢是來自哪裏。面對質疑,王丹一貫的做法是∶先裝憨,無法躲過去的時候就編謊言抵賴,連謊言也沒法編的時候,就把腦袋埋進沙子裏——裝什麼也看不見。


在最近的“腦瘤”風波中,臺灣人民曾認真地討論應不應該同情他,移民署該不該破例讓他返臺等。但這些全都不在點子上。真正的問題是,王丹曾離境美國二、三十次,他清楚地知道,不持有效的旅行證件(對王丹來說是回美證),無論臺灣怎樣開綠燈,他都根本無法通過美國機場的安檢,無法離開美國。但他卻制造了一個臺灣要不要讓他破例入境的假議題,害得中華民國移民署、外交部、陸委會等三個部門為此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問題。王丹等於欺騙耍弄了全臺灣。但事後絕無一字道歉!


頭暈大概是腦瘤、在美國量個血壓要1750美元、腦子掃描二、三萬美元、人不在美國無法買奧巴馬醫療保險、僅持綠卡就可以進出美國,等等,只是在這一次事件中,王丹就一路撒了許多謊。這些都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


對於自己的人生經歷,每個人都可能發生各種記憶錯誤(這是常見現象),或張冠李戴,或時間地點有誤,也可能就過去的經歷吹點牛皮,沒人去指責追究這些。但王丹的一些事情,則超出了上述範圍,明顯是撒謊。


我沒花力氣調查,僅隨手拈來。例如,據蘇曉康的“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一文,王丹說,他5、6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12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與此同時,他又說自己是“少先隊中隊委員、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1987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至校黨委‘也向我交底,準備發展我入黨。’”


毛澤東死的時候他7歲,難道王丹想說自己7歲的時候就是反毛英雄嗎?就算是吧,可這個兒童反毛英雄,剛上小學又變成“少先隊幹部”了,12歲(小學畢業時)又因組黨被公安審查,到中學就又成為差點入黨的優秀團幹部了,再後來呢,剛大學一年級,又變臉成為激進的跟政府作對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了(據多位當事人回憶,王丹在廣場上是最激進者之一,他最早去絕食;出國後搖身一變成為“廣場溫和派”代表人物)。還用再多說嗎?這類人,要麼是謊言家,要麼是投機分子,要麼是人格分裂癥患者。


蘇曉康還引王丹的話說,他“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對此說法,我嚴重質疑。為什麼?常識判斷∶任何一個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的,必定是一個既聰明,又勤奮好學的孩子。而那種勤奮好學到高中那個年齡,已經成為一種習性、一種自律,會長久地持續。或者說,那種人基本上會一生都保持勤奮好學、努力工作的狀態。


而王丹呢,他大學一年級就因六四而停學,來美國三個月後沒經過考試直接進哈佛念碩士博士了。作為一個英文不是母語、近30歲才來美國的人,一定得拼命刻苦讀書,才有可能跟上課程,學到東西。但我們前面看到,王丹進哈佛沒幾年就著裝打扮、追逐時尚品牌,晚上還去跳舞、泡酒吧,哪裏看得出他有任何“好學生”的慣性?也許會有人說,那人家不是也把碩士、博士念下來了嘛。


沒錯,學位是拿到了。但王丹在哈佛的作業,基本上都是一位會說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Nancy幫的忙。這就是為什麼,王丹(拿著臺灣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幾萬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在哈佛念了10年書,雖然博士到手,也無法在英美找到教職。所以才到臺灣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王丹自己也多次說過他是懶人。這話好像倒不假,45歲的中年男人,還像青春少年似地,每天5個小時泡在臉書上說些無聊的未成年語言,再加上泡酒吧、去星巴克喝咖啡、請學生吃飯,然後跑郊外到處逛逛(他自己炫耀的)等等,這哪裏像個可以高考第一名的、有著良好讀書用gong習慣的人?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質疑他當年以“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一說。這事如果是真的,很容易找出當年的同學、老師證明(沒人會因此下獄)。否則,就是彌天大謊又一個!


我傾向他的“最高分”之說是謊言,還有一個根據∶王丹在哈佛的碩士論文竟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理論來源與內容》!在美國拿到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有幾萬人,能找出第二個用毛這種講話作論文的嗎?毛的講話有理論嗎?這種題目的論文恐怕連親共的留學生都沒臉去作。王丹曾在臉書上說,在哈佛上學時得到東亞系的華裔教授李歐梵的關愛,“他和師母對我尤其關切,像對待家裏人一樣。”王丹曾在李教授家一起“喝紅酒,聽馬勒,聊文學”。他的碩士論文題目都是和李歐梵一起商量定的,能過關,很難不讓人感覺可能有李歐梵對王丹的特殊照顧。


王丹的博士論文是∶《一九五零年代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岸國家暴力對比研究》。他在自傳中說,他的博士資格口試,三個美國教授提的第一個問題竟然是,“如果你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教中國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麼?為什麼?”王丹寫道,哈佛東亞研究的開山鼻祖就是費正清,我擡出他老人家來,應該會獲得認同。所以靈機一動,回答用費正清的《中國新史》,結果三個教授都滿意。王丹說,接下來“是各種類似的問題”,然後他的考試就算通過了。看來美國教授們把對天安門受難者的同情心,都打包給了王丹。據王丹自述,他那個博士論文(經Nancy幫忙的)遞交之後,都沒有經過答辯就通過了。王丹的“博士”就拿到手了。


經這樣一個過程從哈佛畢業的人,我不相信當年會是全校“高考第一名”。


但就這樣拿到的博士學位,王丹卻一點也不謙虛地高調在波士頓和紐約兩地都舉辦了慶祝會 (Youtube上有視頻),並對外發了新聞稿,所以很多華文媒體報導。在紐約一家酒店舉辦的慶祝會,報導說有近百人參加,很多民運人士輪流致詞歌頌,還宣讀了各種頌文賀電(明顯是事先發出通知邀來的),甚至有人獻詩、獻歌。如此這般自我膨脹的架勢,自中國有留美博士的胡適時代以來從沒有過!


我在想,任何一個人被那麼多人在同一時間當面那麼贊美,居然沒有如坐針氈的感覺,也真挺是個本事的。他當時還不到40歲,讓我想到追悼會。劉賓雁80歲時聽那類話,都感覺有些不大好。


全美有數不清的中國留學生,拿到了真槍實彈的學位,或許會和親朋好友聚會慶賀。但讓一群“政治公眾人物”來給自己歌gong頌德一番?從未聽說過。這種東西只給我一種感覺∶王丹居然如此不自信,需要這種虛榮來給自己添光亮。


在王丹回憶錄中,對他的博士口試的過程只用了兩頁篇幅(那麼容易到手的學位,可能實在沒什麼好寫的),而對上述那個博士學位慶祝會,卻濃筆重墨,各種祝賀信等等,全文照抄。如此自戀,有時會對自己的真假都搞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人格分裂癥?


在“從王丹拒入美籍談愛國主義”一文中,我已經談了好幾點王丹人格不統一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去查。這裏再舉幾例∶


2000年,王丹參加了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但典禮一結束,他就由龍應臺陪同到一個私人場合跟馬英九晤談。馬英九跟王丹說,他燒成灰也是國民黨人,談得很悲壯。當然,王丹剛抵達臺灣的時候,則是由深綠的臺聯立法委員和其他長期從事臺獨運動的人士等陪同遊臺灣。


2002年,王丹去臺灣,剛拜訪完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隨後就去和國民黨臺北市長馬英九會晤。再就是由深綠人士陪同見陳水扁要資助那一幕。然後回到美國,對有人指他“挺扁、有支持臺獨傾向”,王丹則馬上跟媒體嚴正澄清,說有人“歪曲他‘挺扁’”,他從不支持臺獨。


前一段王丹還在臉書寫道∶“一位中國大陸翻墻出來的同學問我∶你支持林飛帆,但是林飛帆支持臺獨,所以你支持臺獨對不對?我回答∶不是林飛帆喜歡的我就一定喜歡,他那件軍綠色大衣,我就覺得還好。”


再前一段有人問他“你怎麼看釣魚島問題?”王丹回答,“我不會釣魚呵”。


他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對如此嚴肅認真的問題,用嘻皮笑臉、玩世不恭的口吻耍弄,大概只有痞子政客才能做到。


我不反對和兩邊、三邊的人都可以做朋友(雖然我對左派罵得最兇,但我有不少左派朋友、大一統的朋友、甚至還有親共的朋友),因為觀點是可以交流的、相互影響的,觀點也是可以改變的。漿糊頭腦也不可怕,用清晰思想的水龍頭給他沖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地修正著自己往前走。但是——


如果一個人多少年來一貫都是,前後左右,一轉臉就變顏色——藍綠紅,需要哪種(哪種對自己有利)就往臉上塗哪種的話┅┅誰能看出他那張皮裏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第五,虛榮的作秀狂?


記得九十年代末在一本回憶六四的書裏(因當時讀了十多本,一時記不清到底在哪本裏)讀到,王丹就是喜歡作秀、追逐風頭,開新聞發布會,如果沒有外國記者參加,他就拒絕出席。


八九民運時的北高聯秘書長王有才說,“王丹那時就很會作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被排擠掉了。不過他很會跟媒體打交道,這點很多人都搞不過他。”


封從德也曾寫道∶“王丹愛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別人做的,宣言是別人寫的,王丹大言不慚地站在記者面前歸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學運組織邊緣化,於是他不顧學運組織的一致反對,而發動所謂的‘個人絕食’以至於一發不可收拾。”


愛作秀的人是有慣性的。過去這些年來,記不清多少次見王丹聯這個名,發那個聲明。就是沒見過他們聲明中宣稱的什麼事情辦成了。最典型的可謂“天下圍城”了。


從去年(2013)年中開始,也是王丹為首,就在媒體非常高調地發“召集令”,說要搞“天下圍城”紀念六四25周年。總發言人又是王丹。雷聲喊得震天響,消息撒遍華文媒體。然後就以“紀念六四”名義,為所謂“天下圍城”募款,王丹也在他的臉書貼出美國的募款帳號等。結果呢?結果什麼雨點都沒有!最後“圍城”圍哪裏去了?除了把王丹等人的名字“餵”給了媒體,任何實事兒也沒幹。募的款項又都到哪裏去了呢?


當王丹提出這個“天下圍城”建議的時候,民運圈裏就有人反對,認為這是根本做不到的,這麼高調地喊,太作秀了。但王丹堅持要做。清楚整個發起過程的王有才說,“‘天下圍城’這樣的秀都敢做,還有什麼不敢呢?”


難怪他們這次又滿不在乎地弄了一次“為占中港人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造假作秀行為。它的出籠過程我已經在“王丹聯名信,作秀造諾獎”一文中寫過。正是王丹等這類“聯名專業戶”一次又一次的作秀不做事,把海外民運弄成開玩笑,弄得沒人當回事兒。


事實上,我在上文中保留的一點是,在那15個“為占中港人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聯名者中,約有一半人,都是在一個有利益分成的小團體裏面。王丹每次聯名總是會有那幾個人。作秀,並不是他們的全部目的。通過作秀,通過媒體宣揚,把他們發揚光大成海外民運的代表,謀求背後的利益才是。


王丹參與“集體作秀”還不夠,自己的“獨角秀”也得持續不斷地耍,以保持媒體曝光率和“偶像地位”。例如,今年五月的時候就有一堆媒體報導,說中共造謠,“真王丹早於六四事件時已經死亡,現居於臺灣的王丹是假貨。”當時我就對媒體報這種明顯假消息的東西不以為然。當年中共正式以保外就醫名義把王丹送出國,怎麼可能現在造這種兒童玩笑?


後來在王丹“腦瘤事件”時,因《時報周刊》采訪,我去掃了一下王丹臉書才知道,原來這條消息來源是王丹本人,他的根據是“網民爆料”。他還煞有介事地表示,共產黨這次“太有創意了啦!共產黨有進步。”且不說這“網民爆料”本身就令人質疑,就是真有,怎麼就是中共幹的?如此低級的自擡身價也幹得出來。


腦瘤事件就不去提它了。可以成為“王丹經典”了。不過掃這一眼他的臉書倒發現,原來他最大的興趣是自我塑造偶像——在貼幾句很淺的政治口號的同時,要用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幹什麼之類的,來吸引註意力。正如有位女性讀者在我的臉書留言說,王丹在臉書上“用18歲臺灣少女口吻寫些無聊瑣事┅┅惡心得我┅┅”另一位男性讀者說,“王丹無聊評論還是臉書上的那些東西┅┅有時候幼稚的讓我讀起來都臉紅。18歲的他寫這些東西沒什麼,可是這幾年他到底在幹什麼┅┅”看來對王丹只有18歲還是有共識的。


王丹還時不時貼自己的照片,招呼大家說他長得帥,等不及的時候,就自己說。記得在劉曉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裏讀到,當年吾爾開希喜歡問記者,“香港女孩喜歡我嗎?”“美國女孩子對我怎麼看?” 那是25年前,吾爾開希21歲。今天,王丹一個45歲的中年男人,成天學未成年少女說話,什麼什麼耶、什麼什麼喔,成天在網上PO自己的生活瑣事、自戀的手機自拍照,時不時提醒、展示一下他長的帥,這就不是“顯擺(show off)”了,而是三八。


以前在美國FoxNews看到過一個報導,有個叫Lady Gaga的歌星,在全球人氣比被左派媒體吹到宇宙上的奧巴馬還高。她是靠唱的好、跳的好嗎?當然不是。她是靠脫、靠耍、靠奇裝異服,靠鬼怪打扮。王丹好像也要以這個什麼 Gaga的方式做政治明星。


你別說全臺灣了,就是全中國,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個教授,每天花5個小時(王丹自己說的)在臉書上這麼無聊?那些“未成年”的舉動和語言,能跟“教授”這個詞聯在一起嗎?他是不是實在弄不出什麼學術成就,只有靠“作秀”、靠“自己造新聞”,靠Lady Gaga方式擡人氣、自造偶像?


忽然想起來,這可能也不盡然是三八。在腦瘤事件引來一堆批評之後,王丹把那期間的帖子全刪了,唯獨留下了說他“帥”的。我有點替臺灣的小男孩粉絲們擔心了。這不是開玩笑,也不是無的放矢——


據可靠消息來源,王丹在哈佛讀書的時候,他的美國鄰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當接觸未成年男孩的話,是會犯罪的,需要長輩管教管教。在臺灣清華大學,人們也意識到他周圍總有一堆年輕男孩。學校老師們還以為,王丹是因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幫男孩子保護。事實恐怕並非如此。


王丹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不僅僅是他自己的私事,因為他是高調的、在政治領域活躍的公眾人物。這就像馬英九和金溥聰,大眾完全有權利質疑他們的性傾向,因為他倆如果是情侶的話,就不僅是欺騙家人、欺騙社會,更完全有“以情謀私”的可能性。比如金溥聰到底憑什麼能力、什麼成就,在臺灣一路得到那麼大的權力?


王丹的問題,民運圈已經有人不客氣地提出,他拒不回答六四戰友對他涉嫌貪汙多項民運捐款的指控,那麼海外民運有沒有“包二奶”問題?不管那情人是男是女,性質一樣。


看到我給自己這篇文章做廣告,有人提供信息說,王丹推薦他最喜歡的三本書,一本是寫男人的性欲∶《靈山》,一本是寫女同性戀的情欲∶《蒙馬特遺書》,一本是寫帝王生活∶《我的帝王生涯》。“這種人在臺灣教書?他教什麼?尋歡作樂當皇帝?”


呵——那倒是不至於。王丹還是相當有成就的。起碼,他的寫作成就超過韓寒。從1998年出國到現在16年,除了念完哈佛的博士,除了每天5個小時泡在臉書上跟孩子們撒嬌、做pose,說自己長得帥,在什麼飯店吃,在什麼咖啡館喝之外,除了泡幾百、上千次酒吧之外,除了還得在大學教書之外,王丹還至少出版了27本書。將近每年一本半的速度。整個兒一個超人!


僅僅是給自己樹碑立傳的,就有∶《王丹獄中回憶錄》、《王丹獄中家書》、《王丹觀點》、《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我的青春歲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理想主義的年代——我的政治軌跡》。而且,他在臉書的隨手塗鴉都出書《王丹的臉書》┅┅


天哪,他真把自己弄成“偉人”了!我還沒見過第二個“民運偉人”(任何偉人),寫了這麼多關於“我我我我”的歷史,搬了這麼多“自己的名字”作為書的標題。“偉大的”希特勒差點兒征服了整個歐洲,也只不過寫了一部《我的奮鬥》吧!


丘吉爾打贏了二戰,是當代政治家裏文筆最好、著作最豐厚的人物,一生寫了40多本書,並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和平獎),雖然也有幾本寫自己經歷的書,但居然沒有一本是以他自己(那震撼世界)的名字命名!


可中國的偉大的王丹——是80歲?還是90了?還是打贏了第4次世界大戰?


看到王丹履歷上那摞到天上去的一大堆“著作”,我卻想到封從德做的“六四檔案(64memo.com)”。封從德是低頭做“挖地”的工作∶挖掘89.64在那片土地上流淌過的汗水、血水和淚水,尋找和記錄人們曾經留下的腳印。而王丹則是在擡頭追手裏的風箏,看自己的形象能飄多高。


封從德說過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這些東西(64memo.com)一百年以後也能看。”二十多年來,他在認真、細致、默默地做著的,是整理八九民運的歷史,是想著為百年以後的人負責。這種人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跟王丹這類人爭風頭。但王丹卻(有膽)把自己比作天使,把人家比作魔鬼。多少有點反了天了。所以,哪怕僅僅是為打這種抱不平,我這篇文章也得寫。


在我眼裏,王丹那種追風者的“作為”,就是在抵消著那些默默耕耘者的努力。但最後在歷史的裏程碑上刻下的,是靜靜滴血的“六四檔案”,而不是王丹臉書的打情罵俏、整景作秀、宣言聲明,加上一堆一堆的——


《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


當然,在那場轟轟烈烈的天安門運動中,王丹做出了他的貢獻,也付出了坐牢的代價。但是,由於他是在剛20歲的年紀,因突發事件而突爆大名,沒經過足夠的思想和人格成長準備;而來到海外之後,人們又基於對天安門屠殺的憤怒和對六四受難者的巨大同情,給了王丹近乎“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般的厚待。但因為缺乏應有的監督,甚至媒體有捧殺傾向,導致王丹越來越自我膨脹。坦率地說,在“賣友求饒、貪腐庸俗、習慣撒謊、人格分裂、虛榮作秀”這五個方面同時達到王丹水平的,迄今為止,我還真找不出第二個。如果大家都不吱聲,任由他這麼代表海外民運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後損害的是無數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業。


曹長青

2014年9月4日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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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9th Jun 2009 | 《大夢誰先覺》評論 | (44 Reads)

猥瑣的“民運”和“民運”的猥瑣
----讀《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

近年來,肇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海外“民運”日顯頹勢已是不爭的事實。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撐危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搖尾乞怜,四處碰壁,或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或貪圖富貴,醉心于金錢,或蠅營狗苟,沉迷于性愛,一句話,日益變得猥瑣、沒落,毫無生气和希望。近讀中國海外著名“民運人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重要成員、《中國之春》雜志前主編丁楚,撰寫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一書,我忽然發現,“民運”的猥瑣并不自今日始,在從娘胎里出生時本就是猥瑣的,帶著明顯的劣根性。

《大夢誰先覺》從親歷者的視角,詳細描述了1986年1989年間,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民聯”及其机關刊物《中國之春》大量不為人知的內幕。作者不懼非議,不避事實,亦不矯揉造作,對“民聯”高層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實性和可讀性。适逢中國“民運”30年,該書的出版為我們深入反思、總結中國“民運”30年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難得的個案和樣本。

作者丁楚初到紐約,“民聯”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來訪,后經常硬邀丁楚為“民聯”和《中國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張入盟表格讓丁楚填,并稱都是自己人了,其實填不填表格都一樣,但最好還是填一下,顯得正規。丁楚意識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個宣稱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政治組織,竟然用這种“落井下石”的辦法發展盟員,真讓人大跌眼鏡。從世界上大多數政党的發展來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嚴肅、正規的手續辦理,象“民聯”這樣發展盟員,不是小人作為嗎?

既然要搞“民運”,就要有正當的理由,能拿出比現實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說要有明确而科學的政綱,否則,搞“民運”何為?當留學生質問“民聯領袖”們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樣的民主時,他們除了反复念叨從西方老師那里學來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抽象、干癟的概念外,再也說不出更多東西。為了應付民眾的質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編寫《民主運動一百問答》和施政綱領。丁楚絞盡腦汁草擬出了施政綱領,其政治綱領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對中國民主發展的認識,其經濟綱領也沒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連丁楚自己都承認,“很難再提出什么新的東西”,從此對“起草綱領的天真主張厭惡透頂”。既然沒有高明主張,為什么要搞“民運”?究竟想把群眾往哪里引?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沒有頭腦的政党是最危險、最可怕的。其實,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運”道路,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在,大多是因為在大陸受到了所謂的“不公正”待遇,憤懣淤積難解,最后扎進“民運”窩而不回頭,真正的鐵桿理想主義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當性,中國“民運”不僅在大陸沒市場,就是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沒多少號召力。許多海外華人、留學生對“民運組織”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華人、留學生對“民聯”不歡迎,對一些講演、研討、交流等宣傳鼓動活動都不親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討人嫌的人去。王炳章為了獲得留美中國同學政治學會研討會的內容,甚至指派丁楚帶著答錄机參會,暗地里把會議發言錄下來,拿到《中國之春》上發表。一個在海外搞“民運”的組織,周圍沒有“白色恐怖”,竟然淪落到“偷聽”的地步,豈不悲哉?為國家和民族爭取民主,首先要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張旗鼓地去干。缺乏群眾基礎,干些偷偷摸摸的勾當,搞什么“民運”?算什么英雄?

沒有群眾支持,又硬要搞“民運”,“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衹能投靠洋人和台灣情治机關了。“民聯”就主要依靠台灣情治机關的養活,台灣情治机關一旦“斷糧”,整個“民聯”架构就無法運轉,惶惶然不知所蹤。接受正義之士的捐助從事正義之事,這在歷史上并不鮮見,也無不可。但是,拿台灣國民党的錢,去干反對大陸、分裂中華民族的事情,這是什么“民運大業”?明明靠台灣國民党的錢活命,卻又不敢聲張,“金錢來源成了組織最高的机密”,還信誓旦旦地宣稱,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條件的捐款。做賊往往心虛,心虛就會拼命掩蓋,結果就變成虛偽的組織和虛偽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喪失正義性的“民主運動”,注定要走上邪路,淪落成邪惡的力量。

這种“邪”會体現在方方面面,“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就很“邪”。“民聯”總部是不能隨便進的,衹有王炳章的親信人員才允許進入。對讓進入總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榮耀,說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國之春》編輯部里的人各把一攤,互不說話,互不交流,更不允許侵犯各自的“領地”。“民聯領袖”与盟員之間采取單線聯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當成台灣的特務組織來管理。總之,“民聯”的組織架构和運作模式讓人感覺神神祕祕,充滿封建派閥和階層區隔的气氛。幵展民主運動首先要實現人的自由与平等。一個標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卻最沒有民主气息﹔作為人類文明追求之目標的民主,在他們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豈不是對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爭得你死我活。對此,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民聯”高層之間互不信任,互相猜忌,憑空制造出“特務案”、列出清理名單,暗施黑手,暗下絆子,企圖排除异己。王炳章通過壟斷財權來控制組織,在其任滿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盡辦法架空胡平,為重新奪回最高權力,甚至在達到長期控制組織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繼而在“民聯”四大上演竊取總部經費的鬧劇。負責財務的林樵清与新設的辦公室主任呼延民“爭風吃醋”,負責發行的薛偉利用其作為台灣向“民聯”送錢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挾組織,打擊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爭的是什么呢?無非是所謂的“主席”、“主任”之類的虛名,無非是對那點乞討來的可怜經費的占有、使用權。“民主斗士”們被稱為“社會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權力与金錢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為蠅頭小利煞費心机,互相傾軋,怎不令人心寒?指望這樣的人推進中國民主,能可靠嗎?

大夢誰先覺。丁楚在書中并未明确說明,他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運”發展的歷史具体覺悟到了什么,但我們從其字里行間會發現,他作為親歷者,對中國海外“民運”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讀此書,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海外“民運”的可怜、可悲和可嘆,來時鄙陋、蹩腳、猥瑣,此時愈加鄙陋、蹩腳、猥瑣,其沒落就是必然的了。

(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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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9th Jun 2009 | 《大夢誰先覺》評論 | (39 Reads)


新書《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与我的民主歷程》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

《大夢誰先覺》是一部沒有寫完的書,從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國之春》寫到八九年海內外民運大潮方興之時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經寫完,因為它留給我們的想象竟那么真實,讓人洞若觀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執掌下的《中國之春》此后兩年的輝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還要凄慘的前景,看到《中國之春》此后完全仰台灣鼻息,毫無生气的結局。据說11年后的2000年,《中國之春》停刊。

《中國之春》受台灣情治資金資助,是台灣國民党的“情報站”……這些當年局內人作為“組織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詫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聞猛料,今天看來已不再新鮮。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務”,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來也衹是一場笑談。衹是作者以史為鑑、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歷久彌新。

在1988年國內的民主大潮來臨前夜,“民聯”還是“海外唯一的民運團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國之春》自然堪稱海外“民運團体”的第一份“民運報刊”。如果我們能揭幵所有的民運組織和人物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兩個“第一”的幵拓者所經受的磨難,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讓后來者几經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誤。包括种种民運團体、民運明星們,相互間的猜疑、污蔑、背叛和爭權奪利,包括一些民運組織最終變味變質,成了間諜組織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紅樓夢》里寶玉打幵的那個“金陵十二釵”的冊子,預示著那個誰都逃不脫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夢”,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說,民聯和《中國之春》的那段歷史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一點不為過。

作者丁楚通過這面鏡子,想告訴我們的是“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個組織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條件是它們必須遵守共同的規則。如果不守規則,那么即使觀點和目標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別也無法共處”。這是被民聯公認為“實干家”以及被當時的民聯主席胡平評為“手腕很厲害”的丁楚,在他兩萬八千字的“民聯罷王風波始末”中做出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非個中人無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這個結論,我們會認為,哪怕在解決當今恐怖主義、地區爭端以及一些國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別紛爭中,這仍是萬全良策。

有這樣的結論做鏡,似乎就能保証民運團体今后一帆風順大展宏圖。但結果卻不是。這個萬全良策中少了一個前提,也是關鍵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這個規則的,需是一群抱負遠大、虛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備這些,能有一個漢高祖、明太祖那樣能包容的領袖也成。可惜王炳章盡管有著“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宏愿,卻沒有這樣的气量。正應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沒有這樣的人,什么樣的鏡子也白搭。

拿“罷王風波”乃至民聯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鏡子,我們會看到,丁楚面對民聯“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歷史總是選擇了最荒謬的結局”,而發出的憂心又無奈的嘆息。這個“最荒謬的選擇”不是正義人士的大聲疾呼所能左右。在每個“歷史關頭”,人們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糾紛和歧路中無法自拔,沒有人會抬頭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條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偉這些人做鏡子,我們會看到,在每個歷史關頭,多數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發展組織,善于運用謀略,卻不惜通過給“中國之春”斷血,企圖徹底摧毀胡丁新政,將民聯完全歸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當政時期拿著“國民党的錢”卻遮遮掩掩,專搗共產党的蛋的惡劣形象,從而將《中國之春》引向共商國是、棄“你死”求“我活”的陽光道路。可為了民聯“四大”選舉,胡平忽而化敵為友,忽而化友為敵。丁楚面對別人搞小動作的時候也是一味地“滑頭”。呼延民首鼠兩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蔡偉人格鄙劣……這樣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卻內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關鍵時刻,整個團隊發揮的力量微乎其微。正應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評价: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

《中國之春》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內心的欲望。當人們在欲望中糾纏沉淪,就會期望那衹是大夢一場,不愿在醒來的時候,悲慟地發現自己的丑陋。

無論理想有多崇高,口號有多響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終就會陷進這樣的“大夢”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個能免俗?

這個“大夢”讓我們覺得,創造歷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對主義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時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錯……

在這樣的鏡子面前,今后的民運人士,能不斷地正冠理容,“見不賢而思內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嗎?我們還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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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7th Jun 2009 | 柴玲 | (85 Reads)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經歷十幾天的狂熱和騷動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失控的人群慢慢冷靜下來。這場運動的主體——學生們開始討論如何收場,並返回學校安心讀書。這時,一個23歲的女生從人群中跳出來,以紅衛兵式的慷慨激昂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和民眾繼續對抗政府,不能退縮。隨即,她所代表的學生激進派取代了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帶領學生和民衆以更激進的方式反對政府。由此,這個女生一夜成名,成為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中最著名的領袖。這個人就是當時與王丹、吾爾開希齊名的學生領袖柴玲。

  當全世界媒體的鏡頭緊張地追蹤著那場歷史性的示威抗議時,這個身穿T恤牛仔褲、瘦小的青年女性,搖身一變成為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表和學生總指揮,鼓勵學生們以極端和激烈方式,對抗政府和解放軍。她是憑什麼魔力獲得那麼大的影響力,並一舉成名的呢?而今她又在哪裏呢?

  草根女生變身學生領袖

  柴玲,1966年生,山東日照市人。1989年時,她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據熟悉她的人士說,柴玲是個很聰明的學生,但是讀書的成績一般,而且特別愛出風頭,整天夢想著自己要出名、要出人頭地。六四發軔初期,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生,每天跟在其他同學後面參與遊行示威。有幾次,她試圖接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導圈”,都被忽略並擠出門外,這使她產生被冷落的憤怒。

  5月19日夜,機會來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首次訪華,這是前蘇聯領導人時隔三十年後首次正式訪華,標誌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重新走到一起,由彼此敵對走向和解,這是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時刻。中蘇和解將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世界秩序,所以備受矚目,當時各國媒體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北京,採訪報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其時,中國用於進行重大外交禮儀活動的天安門廣場被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佔據,中國歡迎戈巴契夫訪華的儀式無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此次重大的外交活動竟連一個像樣的歡迎儀式都沒有舉行。

  此時,學生們覺得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會影響國家形象和中蘇兩國回暖的外交。那天夜裏,集聚在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開始表決“要不要停止靜坐示威”。兩輪表決後,多數學生領袖認為,應以大局為重,“民主運動應循序漸進,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民主運動不應破壞國家利益”,所以大多數學生領袖同意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時,瘦小的柴玲憤怒地從人群中站起來,象當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樣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們繼續“勇敢戰鬥”。她最後指責,凡是主張撤退的,就是軟弱投降。柴玲的話引發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在年輕衝動的學生們心中重新激起波瀾。結果,在第三輪表決時,情況急轉直下,柴玲獲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並由此獲得了對學生運動的實際掌控。從此以後,柴玲提倡的這種非理性的“街頭運動”模式,開始在廣場上擴散開來。

  就這樣,這場群眾運動逐漸失去理性,並形成民粹式的街頭運動式的“極端主義的比賽”――誰更偏激誰就更正確。“極端、激進和非理性”,從此成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把她變成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齊名的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這種偏激和魯莽,使當年本來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進階的天安門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一場極端和暴力的流血衝突。

  歷史鏡頭曝光 領袖成為禍首

  1995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稱,多年來,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柴玲當年的盟友責備她和其他學生領袖,為了自己出名和奪取權力而故意以“犧牲他人”,導致六四變成流血衝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門》為題的記錄片,則用歷史鏡頭真實地揭示了柴玲當時的言行。該記錄片顯示,柴玲在北京一間旅館客房裏接受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採訪,她當時對著鏡頭說:“學生們不斷地問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目標?我感到很哀傷,因為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希望血戰,希望政府宰殺人民。因為只有天安門血流成河,中國人才會睜開眼睛。”

  記錄片中的這段情節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柴玲因此被指責成導致“流血衝突”的罪魁禍首。柴玲稍後以“讀者”名義向媒體投書,為自己辯解,聲稱,儘管她對“六四”悲劇負有實際責任,但她沒有故意傷害自己同學的動機;她之所以被歷史推到這樣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識和理性思維明顯不足,是造成血衝突和歷史錯誤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過去數年之後,海外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始對六四事件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現才被媒體披露出來,並引發輿論的極大物議,而柴玲本人的辯白,則顯得不誠懇、缺乏懺悔意識,更像是把個人應當擔承的責任推卸給歷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該年4月25日,臺灣《聯合報》以《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為題,報導了紀錄片《天安門》的内容。這篇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為遇到了自家人,其時又沒有其他學生領袖在場,於是和盤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對記者說,她作為“總指揮”,根本就不是要領導學生們去爭取什麼“勝利”,“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柴玲厚顏道:“我想不會的,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

  此段訪談的歷史鏡頭一經曝光,柴玲的“流血論”立時在海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對柴玲當年動機的極大質疑。面對質疑的聲浪,當事人辯稱,柴玲的“一部分談話在美國的電視媒體上也被用過”,但是因為翻譯、剪接等技術問題“而失去了柴玲說話的邏輯性”,試圖以此為柴玲的言行開脫。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開脫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有論者云:將別人往死裏推,而自己逃之夭夭,這算得什麼志士仁人呢?所謂志士仁人,必須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豈止有求生、無殺身而已,簡直是殺眾人以成一己私利。

  詩人北島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回頭去看,這句詩簡直就是一句讖語,為柴玲之流的“英雄”們畵出了絕好的畫像。當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的時候,柴玲們卻悄然離去,以“領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還振振有辭地宣稱流血能夠擦亮中國人的眼睛,不知當年虔誠地追隨柴玲的學生們看到影片中的這段訪談,心裏會是怎樣的滋味?

  試想,如果當時及時公佈柴玲的這段談話,或者西方輿論當時就對柴玲提出批評,對那些瘋狂的非理性和極端主義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或許就可促使人們覺悟,並可能促進中國局勢的安定,避免一場流血衝突的悲劇。現在,六四事件已事過境遷。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愈來愈多的國際輿論,看到了當時的錯誤和某些人的偽善面目。而柴玲隨即從一個西方媒體製造的“英雄”,翻雲覆雨地變成了西方媒體筆下的罪魁禍首,成了一顆迅速閃亮、划過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現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異議人士的各種聚會上,也很少看見柴玲的影子。因為,那裏沒有什麼油水,她不再感興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來,柴玲唯一的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王丹舉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發福了不少,與1989年時的纖細女生判若兩人。民運圈更盛傳柴玲剛做了母親,但柴玲對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沒有畢業。在那裏,她對朋友說:“中國男人特沒勁”,並發誓不再跟中國男人上床。於是,就開始與她在國內時就結婚的丈夫封叢德鬧離婚。此時,同樣是當年學生領袖的封叢德,深知這個名人太太背後已有美國男人撐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興”地讓出太太,雙方談好價格後,封叢德拿錢走人完事。此後,封叢德還“很有風度”地多次公開發表文章,為前妻柴玲在天安門運動中的角色“辯護”,儘管柴玲本人對此早已不屑一顧。

  後來,柴玲憑自己的名聲和美國男人的支持,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她獲得一間顧問公司的工作。在那裏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比她大十歲的馬丁(Maginn)。兩人於1998年開設網路公司“珍查巴爾”(Jenzabar),其主要業務是製作學校用的行政管理軟體,供學生登記學科和檢查課外作業之用。

  網上服務推出後,珍查巴爾公司曾經同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一些學院簽訂協定,試圖以此形成付費查詢的商業模式。但實際結果是,的確有學生曾經使用他們的服務查詢相關資訊,但沒人付款。這本來已是十分危險的商業信號,但毫無經商經驗的柴玲夫婦,當時仍雄心勃勃,策劃花費钜資將公司“上市”。後來,適逢美國納斯達克出現泡沫,上市計畫終於告吹。

  由於公司成立後費用甚巨,且一直沒有收益,所以公司財政陷入拮据。據後來的法院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嚴重財務危機,但柴玲他們向出資股東隱瞞這一事實,並出據虛假財務報告,繼續招股引資。

  其後,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一些珍查巴爾公司高級主管向法院舉報控訴,指柴玲與其丈夫開設的網路公司,做假帳誤導小投資者,並且欺騙美國聯邦稅務局。

  柴玲的丈夫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個前合夥人和州財務長的競選失敗者。他們經營的珍查巴爾公司在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曾宣稱,珍查巴爾公司獲得“歷史性”的財務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爾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將是該公司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卻披露了珍查巴爾公司“保密的事情”,——當珍查巴爾公司在大眾面前創造好形象時,它的主要出資者和融資來源,正試圖解雇公司的經營者柴玲和馬丁,原因是珍查巴爾公司沒有履行貸款協議。根據法院檔案顯示,“珍查巴爾”主要股東是康州的一間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蘇斯夥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該股份公司當時正在推動出售珍查巴爾公司。其實,當年三月起訴柴玲,只是珍查巴爾遭遇的一系列起訴案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級主管已經在起訴珍查巴爾公司,他們控告柴玲和馬丁進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適和非法的行徑。柴玲代表珍查巴爾公司否認這些控告,並且“花錢解決”了一些爭議。

  美國媒體報導稱,珍查巴爾公司對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財務長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還試圖用一個“和解方案”來敲詐勒索柴玲,企圖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爾公司還採取了“特別措施”解決與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糾紛。珍查巴爾公司說服法官,在“特殊情況下(柴玲是著名政治領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並且成功地撤銷了起訴。

  據後來美國中文媒體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況”,就是她從美國國會和“政治名人”那裏獲得的一系列文件。透過這些重要人物寫的求情信、推薦書和辯護詞,來證明柴玲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英雄,為了“民主自由”和美國國家利益,法庭應立即撤訴。

  但是,佩加蘇斯夥伴公司並沒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隨即移師到特拉華州,繼續起訴柴玲。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起訴書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爾公司沒能歸還它應當歸還的2500萬美元貸款,以後升高到3700萬美元。這種違約可以讓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重新選擇公司的董事會,這意味著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訴書中,譴責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進行了失敗的“倒閣行動” ,還指控對方阻礙她找到新的融資。雖然在法庭上雙方均表示同意解決分歧,但是雙方官司仍然繼續。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天安門事件後,批評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與她的強硬戰術不一致。現在她的批評者對她的公司經歷進行了同樣的批評。同時,柴玲仍在媒體上到處宣揚她從“天安門英雄”轉變成“美國企業家”的經歷。2003年六月,柴玲對一家雜誌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個美國夢,我將成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對此,美國媒體諷刺說,對於柴玲來說,把現實和夢境分開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前幾年,有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曾擔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總指揮的柴玲,低調訪問香港,並且四出訪友。據悉,柴玲來香港的目的並非搞民運活動,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經,為稍後她本人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鋪路。另一報導說,近年柴玲在美國開設的網路公司官司纏身,而且財務狀況一團亂糟,所以她異想天開“另謀出路”,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柴玲的通緝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個通緝犯之一),因此人們不明白她為何有返回大陸發展事業的想法,難道這又是她現實和夢境“難捨難分”的新趨勢?抑或是另一個“宏偉的”空想計畫?

  這是柴玲近年來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上的影蹤。此後,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眾面前徹底銷聲匿跡了,就像一顆消失的無影無蹤的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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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 17th Jun 2009 | 前言 序 後記 | (53 Reads)

 

民運精英大起底

前言

2009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當年引發這場事件的那些主要人物,大部分已被歷史和人們遺忘,只有極少數人還在海外活躍。這些參與當年的事件、目前仍在海外從事民運活動者,有王丹、王軍濤、魏京生、柴玲、胡平、薛偉、楊建利、劉青、吳弘達、倪育賢、王希哲、徐水良、陳破空、伍凡、唐柏橋、傅申奇、劉國凱、李洪寬等,還有因刑事犯罪正在服刑的王炳章、彭明等人。本書將重點介紹他們以前和現在的情況,以及他們人前人後的言行。

本書以客觀角度,引用海內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資料為依據,不夾雜個人感情和政治傾向,公正持平地介紹“六四精英”們過去的經歷和他們目前在海外民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個人生活、命運的現狀。

本書試圖透過具體的歷史記錄和真實故事,讓人們透過媒體上的表面介紹,及其背後的獨家內幕,認識這些人物不為人知的一面;亦引用一些民運人士的公開文章和當事人自己的相互攻訐,以反映當下海外民運的現狀以及民運內鬥的實際情形。

透過這本書,讀者也許可以深刻反思20年來海外民主運動的客觀歷史,認清海外民運組織的實質,以及這些民主精英們的本來面目。

(编著者:武闻)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电子版网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序:生子當如孫仲謀

楊安迪

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雖然不足以滄海桑田,但卻足以讓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人和事發生巨大的變遷。

站在今天眺望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北京,相信從那時走過來的人們仍然會記得那個血與火、夢想與激情的年代。然而,畢竟時過境遷,畢竟光陰如梭。如今,當年的黑髮青年,兩鬢已經悄然被歲月染白;當年的青春紅顔,風流已然被雨打風吹去,不復昔日盛放的華年。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遠離那片曾經留下我們青春和熱情的故土,心裏不由得想起辛稼軒的詞句。二十年後,當我們跟自己的孩子說起天安門廣場上曾經發生的事情時,他們的疑惑與不解竟讓我們如此惶然。一代人的刻骨銘心,不會讓下一代人理解和接受,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孩子們的確不會、也無法理解父輩們當年的作爲,只會向晉惠帝一樣瞪大眼睛問我們,何不食肉糜?

而我們,唯有苦笑而已。除了對往事的追憶,我們所剩下的寥寥無幾。那些過去的事、過去的人,也逐漸隨著歲月流逝變得淡然,只是偶爾會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才想起當年那些叱吒風雲的精英們。

他們這些年在做什麽,偶爾會從各種渠道知悉,只是道聽途説,也少往心裏去。大家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都要撈世界捱生活,往日裏那些指點江山的慷慨激昂,現在想想,不過是年少輕狂。而今也知道,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但卻不是那樣就可以改變的。

讀過《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之後,這種感覺更加深重起來,還有一些説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如骾在喉,讓人不能平靜。回望當年,作爲一個熱血青年,我也曾滿腔熱情地參與天安門前的示威、遊行;六四之後,遠離故土,出走海外,原以爲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利堅土地上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在民運中浸淫多年,耳聞目睹的,是無休止的爭鬥,是道德良心的喪失,是理想的淪陷。隨著老一代精英如劉賓雁、王若望的離去,隨著昔日領袖如柴玲、吾爾開希的退隱,如我這般的諸多無名之輩,也無心戀棧,由失望而轉入悲觀,由悲觀而跌進絕望,於是決意退出江湖,急流勇退。

這些年來,也知道那些昔日的精英、勇士,斷不會放棄他們以往的光榮與夢想;也知道他們這些年來遠離故國苦苦打拼的不易。本以爲很多傳聞不過是在風中飃來盪去的流言,早晚會不攻自破,卻未曾料到,真相其實比流言蜚語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讓如我般已經遠離了政治的人們始料未及,讀時瞠目結舌,掩卷仰天長嘆,——我們曾經為之奉獻青春和熱血的民主、自由、人權,難道能由這些所謂的精英和勇士們來領導、來實現?

好在我們已經不是當年那輕狂的少年,已經知道真相這東西往往讓人吃驚,也往往醜陋不堪。只是我們實在不能也不敢想象,在那些道貌岸然和大義凜然的外衣之下,竟藏著如此令人不安的卑鄙和齷齪。

掩卷無語,唯餘長嘆,不由得為當年那些死難之人感到不值。倘若他們看到當年的精英、領袖們今天這般模樣,不知道會作何感想?正如書中所說,曾幾何時轟轟烈烈、萬衆嚮往的海外民運,現時就如《紅樓夢》裏的賈府,只有門前的那對石獅子是乾淨的;而精英們的石獅子,便是今日他們仍然挂在嘴邊的“民主”、“自由”、“人權”。這大旗,其實不過是他們拉來遮掩自己心底裏那些“小”的虎皮,可以騙過一時,但卻騙不過一世,因爲僞裝總是會被歲月無情地剝去,尾巴終究藏它不住。

二十年前的六四,是流過血的,只是那些血跡似乎已經被這些領袖、精英、勇士們忘卻,甚或已經拿來染紅了他們頭頂上的“光環”。人常說,死者已矣,生者前行;然而,看看書中披露的種種,人們可以看出,這些生者們的前行是如此讓人不齒。這不能不令人失望,甚至絕望。

數年前,有朋自大陸來,點名要看那部紀錄片《天安門》。因爲那片子是大陸禁映的,看到柴玲當年振振有詞的“流血論”,朋友不禁愕然,說大陸實在不該禁映這部片子,而是應該公開放映,讓所有人都看到這邪惡醜陋的一幕,或可扭轉人們心中對六四的印象。讀《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的時候,讓人不禁想起當年那位大陸朋友的話來,而柴玲當年的這一番演出,在這書裏也有更多的内幕披露。

俗語云,眼見為實。但古往今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其實未必。因爲人們看到聽到的,總是別人想讓你看到和聽到的,而那些私底下的東西往往就被豪言壯語掩蓋起來,總是撲朔迷離,所以,人們對真相就擁有了無止境的探求。而一旦人們發現真相與他們看到聽到的東西大相徑庭,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被欺騙的感覺,繼而失去信任,甚或對原來相信的一些東西加以唾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用的正是這種方法。書中所引用的大量事實、資料,很多早已經見諸報端或者網路,只是沒有人把它們集納、梳理出來。當本書作者把這些事實、資料集納整理出來,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那些曾經相對孤立的消息、報道和資料,就呈現出不一樣的形態,讓我們得以窺見事情的來龍去脈,得以窺見海外民運的全豹,而這一點也恰恰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古時候作詩文,有一派講究“無一字無來処”的路數,以這路數作詩文,可能未必佳,但以之揭祕,則頗有史傢之風。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懼何來?所懼者,無非微言大義,無非春秋筆法。本書作者的寫法亦如此。

應該說,《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憤怒之作,也是一部失望之作,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作者對海外民運及其領袖、精英們的“恨鐵不成鋼”,以及深切的失望。究其實,那些領袖、精英們並非今天才變成這個樣子,人之所以成爲他所成爲的那個人,是有其必然邏輯的,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就是這個道理。法國文豪羅曼•羅蘭在他的巨著《約翰•克裏斯朵夫》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而那些卑鄙齷齪的民運領袖和精英們,也只是沒有戰勝他們心底裏藏著的那些“小”而已,所以,他們雖然披著英雄的外衣,但卻永遠也成不了真正的英雄,僅此而已。

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時候,讀到這樣一本書,是很有一些意思的。因爲這時候那些昔日的領袖、精英們又該大張旗鼓地“紀念”了,只是當他們站在人前慷慨陳詞的時候,人們會想到他們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爲,而這種對照,不僅是諷刺,也是悲劇。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不僅僅是領袖、精英們個人的悲劇,也是海外民運的大悲劇,可嘆悲也夫!

而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的無所作爲與日漸式微,也正是這悲劇的必然結局。這讓人失望,也讓人嘆息。而精英們一直與之為敵的中共及其治下的中國,不僅沒有如精英們預言的那樣土崩瓦解,反而日益強大起來。這可能是精英們始料未及的,想必也讓他們感到很無奈。

二十年過去,精英們年華老去,他們所期待的勝利、成功看上去也遙不可及。前路漫漫,希望渺茫,或許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他們的後來人了,只是“生子當如孫仲謀”卻並非那麽容易。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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